2025年9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》，在接下来两年里，部署在北京城市副中心、苏南重点城市、杭甬温等10个区域，推行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。从经济权重来看，试点地区GDP总量占全国约28%。 

       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临表示：10个地区是发展基础较好、经济增长支撑作用强的城市群、都市圈或者中心城市，改革基础条件较好，也具有较强代表性。这表明，此次试点改革是充分调研基础上的深思熟虑。

       这场“要素松绑2.0”的改革，超越了单纯的政策试点，更像是一次对中国城市竞争力、区域经济提质增效的制度实验。在土地财政承压、新质生产力亟待突破的背景下，通过政策红利，数字、算力等新型要素配置，深化我国要素市场化改革，可以说恰逢其时。

要素市场化，为何此时加速？

       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看似抽象，其实跟我们生活、工作息息相关。比如土地能不能用得更有效率，人才能不能自由找机会，数据能不能共享，技术能不能真正落地，这些都是改革要解决的现实问题。

       中国宏观经济学会会长徐善长表示，改革开放以来，虽然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经济高速增长，但也积累了深层次结构性矛盾。观察此次试点方案，最直观的突破，除了对当前经济的回应之外，两年后的成功经验，将对我国传统要素配置机制进行一次重构。

       如果说土地等传统要素改革是存量优化，那么对技术、数据等新要素的探索则是在增量突围。如何通过技术要素，来充分释放创新活力？怎么利用数据要素，解决新兴资源的价值兑现？资本要素，如何更好地服务实体？同时，还有怎么实现要素联动，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协同配置问题。

       研究起来，要素市场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提。2015年就有“中部崛起”版本，但那一轮局限在省域内。2020年，《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》印发实施，其中提到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。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机制，提升市场配置效率，增强区域竞争力，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。这次试点，我们便可把它解读为对这一顶层设计的具体实践。

       写稿时，我查阅了1984年莫干山会议纪要，发现当时价格改革最激烈的争论是“放”还是“调”。最终妥协出“双轨制”。虽为过渡性创新，却也滋生了 “批条子” 与 “倒爷” 的寻租空间。今天要素市场化其实也在悄悄孕育新的“双轨”——计划内指标vs市场化交易、国有平台公司vs民间交易所、境内数据vs境外数据。区别在于，1984年的双轨制还能用时间换空间，因为整体经济是短缺型。今天很多要素已经结构性过剩——工业用地、人口、甚至部分资本都过剩，唯独制度短缺。

       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张晓兰指出：“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，有助于破解‘内卷式’竞争问题、营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，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。”这场改革试点，围绕技术、土地、劳动力、数据、资本等要素提出了差异化改革措施，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，系统推进改革。最终，将形成可复制、可推广的经验。

      差异化布局不是简单的各唱各的调，换句话说，是把改革从政治承诺升级为“可计量、可熔断、可清算”的国家级资产组合管理。

      以下我参考总结了各区域的差异化优势：

      北京城市副中心依托行政资源优势，聚焦“央地数据互认”这一核心突破口，探索行政与数字孪生融合的要素配置新模式，旨在打通中央与地方数据壁垒，为全国数据要素市场化提供“央地协同”样板；

      江苏苏南重点城市（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苏州、镇江全域），面对亩均税收触顶的传统工业发展瓶颈，以“存量工业地二次定价”为核心开展实验室式改革，通过市场化机制重新挖掘工业用地价值，激活存量经济潜力；

      浙江杭甬温（杭州、宁波、温州），凭借活跃的民营经济生态，构建“跨境数据港+民企小行星群”组合，发挥民企对市场变化的敏锐嗅觉，推动跨境数据要素与民营经济深度融合，打造市场驱动的要素流动样本；

      安徽合肥都市圈依托国家实验室集群的科研优势，在量子、聚变等前沿领域推动“职务发明”私有化破冰，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，探索新质生产力的要素配置路径；

福建福厦泉利用对台区位优势与侨资资源，打造两岸“要素中转”首站，推动两岸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要素的高效流通，成为两岸经济融合的重要节点；

       河南郑州市以“空港+陆港”双枢纽为支撑，同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与地票交易压力测试，既提升交通要素的集散能力，又探索农村土地要素的市场化变现路径；

       湖南长株潭发挥低房价洼地优势，集聚中部“工程师蓄水池”，同时打造轨道交通质检场，将人才优势与产业特色结合，支撑轨道交通产业升级；

       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，通过“三地规则栈”对接，构建数据海关、跨境理财池等全链要素流通机制，推动粤港澳三地要素市场的深度融合，打造国际化的要素配置高地；

       重庆市依托山地地票与陆海新通道，探索西部土地财政“二次发债”模式，激活山地土地要素价值，拓展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来源；

       四川成都市以公园城市为底盘，试探“生态价值”变现计价公式，将生态资源转化为可交易的要素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。

最后要说，请允许一部分城市先“错”。

       改革试点的最终成效不仅取决于政策设计，更需在动态调整中平衡 “大胆试错” 与 “风险可控”。

       过往经验也告诉我们，任何一套要素市场化方案，只要搬到纸面就一定有漏洞。而只要允许试错，漏洞会被迅速放大成套利，再倒逼补丁。怕的不是漏洞，而是零容错带来的零创新。 

       不妨每半年发布一次“改革错误报告”，把走歪的路、踩空的坑、甚至涉嫌利益输送的个案主动抖出来。不仅让中央看到，也要让市场看到“错”的边界——以上，算做笔者对10个试点城市一个也许不合规的建议。

        一个能自我迭代的制度体系，才是未来竞争中最稀缺的要素。当要素自由流动成为发展底色，中国经济将真正拥有应对百年变局的韧性与活力。十块拼图，也将拼合成一幅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国市场化经济方案。

本文引自视频号：思策智库-张自炯。